基督教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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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在华传播有什么优势?

2011-09-19 12:17:25 本文行家:袁腾义

基督教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来,同时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而来,“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夹带的学术为其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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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之旅是坎坷曲折的。在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基督教的在华传播曾经历四次挫败甚至夭折,先后有唐朝的景教、元朝的也里可温教、明朝万历十年天主教耶稣会派来的以利玛窦为首的传教士发起的信教活动,以及清末伴随西方列强的入侵来到的基督教新教。在进入中国闭关锁国为时已久的环境时,新教面临的传播阻碍与机遇并存。通过总结前几次的失败教训,重新调整传播策略,基督教终于扣开了中国的信仰门扉,时至今日,基督教在中国不仅立足生根,而且已是声势巨大、遍地开花。中国基督教协会会长曹圣洁曾于2004年在香港新闻恳谈会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是中国基督教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中国基督教发展最好的时期。据她介绍,当时内地的基督教信徒人数已超过1600万,全国有5万多个教堂或聚会点可做礼拜,《圣经》印刷、发行己逾3500万本,近10年来每年以250万本速度在发行。[i]在许多城市,基督教的风头已远远超过中国的本土宗教——中国佛教和道教。以浙江省绍兴市为例,据1990年不完全统计,全市有宗教信徒5万余名,约占总人口的1.2%,其中基督教徒4.43万名、天主教徒365名、佛教僧尼 252名、三皈依信徒约1.25万名。[ii]这还仅仅是十多年前的统计数据,却已足可证明,基督教确实迎来了在华传播的春天。当然,也有例外,江苏省金湖县在1991-2001年间的基督教信徒就出现了减少的趋势。[iii]但总体来看,基督教自从第四次传入我国后可谓发展迅猛。

  相形之下,我国的本土宗教——中国佛教和道教却不但没有充分利用“地利人和”之优势,反而渐渐失去了自己的领地。中国是一个信仰自由的国度,也有自己的本土宗教。可是,为什么外来的基督教在现代中国却能如此迅速地激发起民众的信仰热情呢?为什么其传播效果能够远远胜过在中国历史更为悠久、基础更为深厚的佛教和道教?一是外来文化,一是本土文化,“同台竞技”时为什么会出现“反客为主”的局面?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乃是由于基督教的在华传播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特点或者优势。

  一、“西方”的身世背景

  基督教伴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来,同时也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而来,“中国正式接触到所谓‘西学’,应以明末因基督教传入而夹带的学术为其端倪”。[iv]基督教作为“西学”的先锋,作为西方文化和西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自然而然地为不少崇尚西方的人士所接受。这些人当中,不乏颇具影响力的社会精英,他们是传播过程中的 “意见领袖”,也是较底层群众的效仿对象,能够影响、带动一大批受众。他们的信仰能成为一群人的信仰,他们的生活方式能成为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当今许多年轻人加入基督教就并非出自真的信仰,而是将其当作一种流行。对于他们而言,读《圣经》就象读文学名著,参加教友的聚会就象开party,过圣诞节就象过情人节……基督徒的身份在他们看来更多地是一种象征着“西方”或“时尚”的符号。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在我国,能首先接触到西方文化的往往是具有传播权威的上层人士,他们要么在政府部门任职,要么在传媒领域工作,要么是对外来文化进行翻译和引进的知识分子。基督教随西方文化来到中国,首先面临的正是这些传播“守门人”,一旦获得他们的认可与准入,无异于取得在我国本土文化领域的“通行证”。客观上这些“守门人”自身具有的传播权威又将加护其上,使其在公众间的可信度获得提升,同时也为其在华传播大开方便之门。

  严格说来,基督教不能算是西方宗教,但它在我国的传播确是从西方而来,“西方”的身世背景使其在传入之初就受到“意见领袖”和“守门人”的青眼相加,尤其在西方文化全面入侵我国、中华传统文化备受冷落的今天,更是具有本土宗教不可比拟的优势。

  二、偶像、教义、和经典的单一性

  佛教的教义主要有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五蕴、无我论和业报轮回说等,其中尤以四圣谛最为根本。四圣谛又称四谛,即苦、集、灭、道。苦谛,意为人生即是受苦,并且众生皆苦。集谛,辄是要人们把现世的诸般痛苦烦恼看成是源于人的欲望。灭谛,即要人们相信苦恼的根源是可以完全消除的。道谛,即要人们相信有一条可以使人解脱的途径,每个人都可脱离苦海而至涅槃境界。佛教的博大教义、以如来佛、观音菩萨等为核心的为数众多的偶像群、以及卷帙浩繁的佛教经书典籍形成了一个复杂、庞大的佛教信仰体系。

  道教奉李耳的《道德经》为圣典,其教义以“道”或“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而生,即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运行应效仿“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则,社会人生都应法“道”而行,最后回归自然。一个以玉皇大帝为首的类似封建王朝统治机构的神仙群体是道教的崇拜偶像。

  与佛教和道教的复杂的信仰体系相比,基督教则要简单得多。上帝是基督徒事奉的唯一真神,“救赎”是所有基督教义的核心,《圣经》是基督信仰的最高权威,也被当作是唯一可信的权威,《圣经》本身就已表明这一点。启示录22:18-19:“18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19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这表示神在圣经上的启示已经完全,无可增减,除了圣经,不能听信其他。并且,圣经中的话语往往前后呼应,互为印证,互为注解。因此,凡是信基督的,不必另寻经典,甚至连注释都不需要,一本《圣经》对他们来说就已足够。在全世界的基督教信徒中,《圣经》可谓“一本通”。“教材”和教义的单一性不仅方便信徒学习记诵和互相交流,也便于他们随时随地布道传教。偶像的单一性不仅使上帝之名更易传颂,并且使信徒在信仰中具有明确的方向感和归属感。一旦受洗入教,他就能明确地认识到自己作为教徒的身份以及权利和义务,在确认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他能不假思索地判断自己“是”基督徒。而佛教和道教就大不一样了。除了那些出家的僧尼和道士,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属于“准佛教徒”或“准道教徒”,他们对佛或道有着模糊的认识和理解,他们不一定了解这两种宗教的教义教规,但有时也烧香拜佛,求神问仙,也会郑重其事地过腊八节、盂兰盆节(中元节、鬼节),在被问及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很难确定自己是信还是不信,或者是信佛还是信道,因为中国民间的信仰对象实在是五花八门,信仰方式也相当自由。信与不信,信这个还是信那个,信一个还是信多个,这些问题在中国都不成其为问题,可谓真正的“信仰自由”。并且,在信与不信之间有个宽阔的模糊带,不好简单地说信还是不信。这也促成了中国看上去似乎没有宗教信仰实则信仰多元化的状况,乃至有人声称中国是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度”。正是这种模糊的信仰状况以及信仰自由的传统为基督教提供了可趁之机。

  在因信仰自由和信仰对象多元化而形成的“浑沌”局势中,偶像、教义和经典的单一性成为基督教的一大优势,令基督教独树一帜,“以一胜多”,在同等环境甚至相对劣势的情况下超过佛教和道教,获得了更好的传播效果。

  三、传教的主动性和涉世性

  从教义来看,“佛道二教是出世宗教,它们对社会不存在明显的干预作用,而是依附于社会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v]。同时,从传播主体来看,佛道二教的性质(佛教讲究随缘,道教宣扬无为)也决定了它们不能也不会象基督教那样热切地关注自身的命运,也不会象基督教那样急迫地发展新教徒。换言之,佛道二教不象基督教那样有着强烈的传播欲,而是遵循自愿皈依的原则吸收信徒,顺其自然地发展。

  基督教则是涉世的宗教,其教义往往体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干预,如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中所描写的那样:“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么?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分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分争,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基督教的这种涉世精神一方面体现为个体对所属群体的强烈认同以及对异己的排斥——具体表现为对他人信仰的主动干预,对信仰领地的积极占取;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对教徒私人生活的多方面管制,“由于受宗教教义的约束,教友之间彼此坦诚相互诉说,互为对方排忧解难,宽解抚慰,达到心情平和,久而久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交流群体”[vi]——不论是关怀也罢,干预也罢,总之教徒能时时处处感受到来自教友或群体的关照,并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自己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从而基督徒的自我认同与群体认同一直处于强化的过程当中。这种身份认同为信徒解决了“我是谁”的疑惑,教堂和教友对信徒的关怀和干预则为其提供了 “做什么”、“怎么做”的行为规范,实际上是为信徒提供了一整套世界观、价值观,这对于那些旧价值观遭到颠覆、新价值观尚未形成的迷茫个体是颇具诱惑力的。

  与基督教的涉世性密切相关的是其传教的主动性。基督教将传播福音视为基督徒的内在使命,每个教徒都有传教的义务,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把传教看作是自己无尚的光荣和使命,一有机会就不遗余力地传教,扩张他们“神的国度”,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传教的斗士。这就意味着,在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传播本身即是传播内容的一部分,传播者不仅传播基督教义,也传播“传播”;作为传播载体的人既是传者也是受者,其传播链如同传销链一样以几何增长的方式无限延伸下去。就传播效率而言,这种主动进攻的传教方式显然优于佛教和道教。

  四、入教的低门槛与“高收益”

  从前文可知,佛教的教义偏重于宏观抽象的哲学思辨,道教更甚,老子的道德五千文完全脱离了对现实生活的关注——即使那些理论同样也适用于日常营生,但对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广大底层民众而言无异于不着实际的空谈。因此,说禅论道最终只能成为有闲阶层的专利。若非遭遇变故看破红尘,人们是不会想着要去皈依佛门或投奔道途的。并且,佛教和道教讲究一个“悟”字,没有一定悟性的人即使皈依了也难成“正果”。即使是禅宗六祖提出的最便捷的证果方式“明心见性”也需要极大的智慧,这种智慧不是随便哪个佛门弟子都有的。

  相形之下,加入基督教就容易得多了。在实际操作中,要成为一名基督徒,并没有特别的资格上的条件,也不需要对基督文化有多少了解,任何人只要愿意相信上帝是唯一的真神就可以加入。由于大多数的基督徒入教都是受到引领的,在受洗、祷告、慕道等等方面都会有教友主动指点、帮助,不需要自己劳心费力。在广大农村,基督教为了发展信徒,往往夸大信教的收益,甚至称只要信耶稣就可除病消灾,吸引了不少人为求健康求福报而盲目加入,并且往往是家庭中的权威带动乃至逼迫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加入。在这些自称信教的人群中,究竟有多少人是虔诚相信上帝的就不得而知了,吸引他们入教的是信仰基督以后的“高收益”。有首民间歌曲生动贴切地反映了这种情况:“信耶稣,真上算,不喝酒,不抽烟,不烧香纸不赌钱,一年省下多少钱。省下钱,好吃穿,过日子,不费难,死后还把天堂上,你说上算不上算。”当然,为了私利入教是基督教发展中普遍存在的不良现象,但不得不承认,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盲目快速发展,原因之一正是基督教入教容易的优势。

  五、充裕的经费

  1860 年以前,基督宗教教会的收入来源主要依赖各教会所属修会或差会派给的经费;1860年以后,由于分享了列强掠夺的中国财富并利用列强势力巧取豪夺,基督教会在华聚敛了大量财富,并从房产经营和其它商业活动中牟利,再加上中外教徒的捐献,使在华基督教会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为他们在中国开展多种形式的传教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与此同时,解放前的中国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广大民众处于困苦的生存状态,对于基督教会提供的慈善、教育、医疗和卫生服务等救济活动无异于枯禾遇水,为基督教的传播打下了群众基础。佛教和道教虽然也举办施粥、施衣、施药、施棺、悯恤孤贫、救济厄难等福田事业,但在民不聊生的大环境下,寺院和道观又能有多少钱粮和基督教会的雄厚实力抗衡呢?正是充裕的经费,为基督教的在华传播铺开了一条农村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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